佛教的因果观念
周中一居士著
节选自菩提树月刊第一九六期
因果二字，是一个简称，全称是因缘果报。比如种子是因，水土、日光、空气、人工是缘；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便是果报。有了种子而没有水、土、日光、空气、和人工，便生不出果来；所以缘是很重要的。不怕因恶，只愁缘逆，便是这个道理。行为的果报，不是任何第三者管理登记、审判、和执行。事实上也无此可能。对每一个空间，每一个时间，每一个人，每一件事，都按上述程序处理，这须要多少的人力呀？假如是一个人有此万能的神通，他便能使得每个人都做好人，何必等待末日的审判？所以神的惩罚，是迷信的说法，不足征信。这是一个习气的活动问题，也是一个力学问题。我们的躯壳，是能量的结合体，能量是不断的在活动的。我们的躯壳有了活动，便是能量的活动，通常称为动能，动能有不灭的永恒性，而且有互动的普遍性。没有孤起的和间断的，宇宙间每一份子的活动，都和其他分子的活动相应。我们做一件事，一定有历史的因素和环境的因素；做完一件事，又改为将来的因素。这许多的因素，在时空当中，无限的扩大，可以影响到全人类。比如喝一口水，便和倒水的人，烧水的人，水厂，铁厂，电力厂，磁厂的人，乃至和他们生活有关的人，都有关系。宇宙间没有脱离互动关系的事物。心识的活动，有电波的发散，也会产生动能，使别人受到互动的影响，最显著的是骨肉间发生重大事变，虽相隔千万里，也能发生感应作用；感应便是一种互动。念佛念到一心不乱，可以见佛。孔子经常梦见周公，都是心电感应作用。足证我们身心活动所生的动力，都能够发生互动的感应。来布尼兹认为精神就是动力。广大的宇宙，是一个动力场，一切的事物是在动量的分配下进行。我们的身心活动加入动力场以后，可以影响他人，也能影响自己。加上自己过去身心活动所养成的习气，对自己身心动力的反应，特别敏感。因此便发生往复的互动作用而产生果报。有人怀疑既有果报，何以不在行为的当时，而必等待隔世呢？这也是一个力学问题：因身心的动力，须受力场的限制，不能同时生效。如以手投石，手停而石飞不停；以杖击轮，杖停而轮转不停；因果关系，也是如此。果的成熟并非播种的当时，所以称为异熟果。即动能往复的异时而熟和能力转变的异类而熟。（如由火力变成蒸汽力，由蒸汽力变成车船的动力，即异类而熟。）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来世果，今生作者是；因果是不爽分毫的。业力是生命和意志的原动力，我们的躯壳是果报体，生死轮回和吉凶祸福，无一不受业力的牵引，无法自主。儒家谓：‘天作孽，犹可为；自作孽，不可逭’。又说：‘为善降之百祥，为不善降之百殃’，此种自作自受的因果观念，与佛家是一致的。
习气又称业习，是由过去生中的行为或意识活动所刻划的性格；也就是活动的余势，所以又称业力。二人以上的身心活动所产生的为共业，一人的身心活动所产生的为别业。气数便是多数人的共业，命运便是个人的别业。各人的生活经验不同，其所养成的习气也不同；因为习气不同，所以生活方式也不同。各类动物的生活方式，都受业习的影响；乃至一切事物，也都有不同的业习。如衣箱中的香料，拿出来以后，仍有香气存在；宜兴茶壶用久了，白水可以泡出茶来。人类除了物理生理的业习外，还有心理的业习；所以变化多端，各有不同。其起因是由于分别心不同之故。所有分别心都是妄见。妄见与业习是互相配合的。多数人共有的分别心，称为同分妄见，广大人群的同分妄见，便是法执。法执是从知识产生的，所以又称知见；是由第六识所起的分别心，相当于哲学中的概念。个人所独具的分别心，称为别业妄见，纯属我执。少数人的同分妄见，也是我执。我执是从情感所生的主观，所以又称情见；是由第七识所起的分别心，相当于哲学中的观念。譬如眼前有一张棹子，大家都认定是棹子，便是从客观知识所产生的概念。至于这张棹子好不好，各个人的观念便不一致，这是一种情见。知见当然比较情见正确，但是棹子不过是一团核子的结合体，仍是幻相，并非不变的实体事物。所以知见和情见，都是妄见。这些妄见，都藏在潜意识里便成为业习。所以第八识称为藏识。因为它可以生起意识，领导一切行为，所以又称为种子识。人的行为可以改变种子识的习气，种子识又可以决定行为的方向，彼此互为因果，称为种现相熏；等于档案室储藏旧案，可以作处理新案的参考。而新案又可以变更旧案的处理方法。亚里士多德认为由行动而生性格，相当于现熏种的说法；叔本华认为由性格而生行动，相当于种熏现的说法。二者都有所偏，不及种现相熏的圆融；且和生理也可以配合。人的大脑，有三种皮质：一是新皮质，主管意识的活动；二是旧皮质，主管潜意识的活动。新旧皮质可以互相影响，而旧皮质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，此即种现相熏的作用。三是古皮质，生理学家对于它的功用，尚未研究出结论来；我认为是储藏觉性的如来藏识（第九识）。有的称三种皮质为三种脑系，即新旧脑系，原始脑系，以之配合唯识学说，更为切合，孔子所说的性近习远；墨子所说的：‘染于苍则苍，染于黄则黄，所入者变，其色亦变。’傅玄所说的：‘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’与佛家的熏习理论，完全相合。李翱复性书云：‘人之所以称为圣者性也，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。喜、怒、哀、乐、爱、恶、欲七者皆情之所为，性既昏而情斯匿’。情便是习，六根追逐六尘，本性便被六尘所蒙蔽。
习气本来是后天性的产物，有了习气，便是生死的根本；有了各种不同的习气，便有了不同的六道轮回。有了轮回，便有了生、老、病、死、苦，要解脱轮回的痛苦，必须从源头上截断众流。唯一有效办法，便是净化人心的习气。大智度论云：‘圣贤虽断烦恼，不能断习’。如难陀尊者过去生中好色，证阿罗汉果后，已断色欲，但入庙必先观女众，是未断习。孔子的四十而不惑，是已断烦恼；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，是断习。二者相隔三十年，可见断习之难。也可见孔子重视此一问题。佛家对于断习，采用的方法甚多，归纳起来，不外治心和观心两种。
治心：遗教经说：‘制心一处，无事不办’就是注重治心功夫。治心是消灭已起的妄念，使其不再继续；制伏未起的妄念，使其不起现行。儒家的诚意正心，也是同一作用。妄念的种类，不外贪、嗔、痴三种，众生一切行为的动机，都是起于贪、嗔、痴，称为三毒。等于三条毒蛇缠绕住我们的身体，不能动弹，且随时有生命的危险。儒家所说的三戒，也是一样的：少之时，血气未定，戒之在斗，便是嗔；及其壮也，血气方刚，戒之在色，便是痴；及其老也，血气既衰，戒之在得，便是贪。佛家最基本的戒条，便是五戒。等于儒家的五常。戒杀是仁；戒盗是义；戒邪淫是礼；戒妄语是信；戒酒是智。此外如佛家的三十七道品，大部份属于治心法门。儒家的修齐治平和四维八德种种德目，也都不外是治心功夫。但只有原则性的规范；佛家才有具体的方法。除了施舍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外，还有念佛、念经、念咒和礼佛观佛，都是集中意志的制心方法。做到极处，便能净念相继。一方面可以排除杂念，发生治心的功能；一方面有互动的作用，发生感应的功效。此为儒家所不可及之处。
观心：治心法门，是勉强抑制的作法，不是彻底有效的办法。惟有禅定的观空，可以明心见性，此为观心法门。念佛到了一心不乱的三昧境界，也等于观心。心本是佛，因被妄念蒙蔽，不能见性。所以修禅定和修念佛三昧的人，能够停止识心的活动，把真心显露出来，证得本来面目。所以叔本华说：‘直观是真理的根本，概念杂有虚妄’。观心与治心的不同，也便在此。儒家的格物致知，也是观心法门；致知便是明心见性。格物二字，在儒家有多种解释：其中以朱考亭王阳明为代表，朱子说：‘格者至也，穷至事物之理，欲其极处无不到也。’王阳明说：‘格者正也，正其不正，以归于正也。正其不正者，去恶之谓也，归于正者，为善之谓也’。有人说朱子的格物是道问学，王阳明的格物是尊德性。在当时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尚未萌芽的时代，人们对于每件事物所能知道的太少了。事物的极处，永远是个谜。这样的道问学，是在暗中摸索，与致知有何益处？根据朱子的语录说：‘今日格一物，明日格一物，正如游兵围攻拔守，人欲自然销铄去’。是朱子的格物，也是去欲，与王氏并无不同之处。但是去欲是诚意正心的功夫，而不是格物的功夫。格字应作化字解释：如‘格于皇天’的格；‘神之格思’的格；‘有耻且格’的格；‘格于上下’的格；‘格君心之非’的格，都应作化字解，即感格之意。格字用在物字上，便是与物俱化的意思。即儒家所谓‘合内外之道’，‘上下与天地同流’。佛家的心物一如，能所两忘的景象，是真智的发露；能够得到真知，所以称为良知。大学八条目的顺序：是由内而外，由深而浅。格物是八条目最基本的功夫，也是最深的境界。与诚意正心大不相同。诚意是使意不妄动，正心是使心归于正。都是去欲的功夫；乃识心用事，与良知不相应。曾子的三省，和子路的闻过则喜，神秀的时时勤拂拭，都是治心的渐修功夫。良知为不虑而能知的真智，断绝思虑攀缘的识心，般若经所谓：‘无智亦无得’，华严经所谓：‘无见即是见’，即是扫除虚妄知见。孔子的‘予欲无言’和‘吾有知乎哉，吾无知也’。颜子的不违如愚和心斋坐忘，这些大智若愚的作风，即无智无得的景象；和六祖的‘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’，都是观心的顿悟功夫，也就是儒家的致良知。可惜格物致知的功夫失传，而有许多纷歧的解释。
根据以上所述，佛教与儒家思想，并无冲突之处。何以儒家偏要辟佛呢？这是由于误解佛教的作风，同时也误解先儒的思想。第一是误认佛教是消极的出世法。儒家重视治国平天下，读书人一定要争名于朝，僧人避入山林，与世隔绝，未免过于消极。但实际上大乘佛法是积极的。入山修道，等于士子的入学。遇有机缘，乃做度生和利生的工作，释迦牟尼佛于证道以后，说法四十九年；历代高僧，也都是慈悲为怀，普利人群，何曾消极？还有许多在家居士，有妻子，有事业，仍可修道。是学佛并不限定要出家，出家也不限定不过问世事。大乘佛法：是不离于真，不舍于俗，视世出世法，等无差别。所谓消极，只是名利心的淡泊而已。在利生的工作上，仍是积极的。至于少数不问世事的人，佛家称为小乘佛法，便是含有弹斥的意思。儒家也有不少的隐士，照样被人尊重，这些有所不为的人，足以矫正争夺名利的风气，对世法仍是有贡献的。第二是误认儒家重生不重死，所谓‘天地之大德曰生’：‘大哉坤元，万物资生’；和孔子的‘未知生，焉知死’。都只谈生不谈死。佛家偏重死后问题，与儒家态度相反。但生死本是相对待的，谈生就是包括死，谈死也包括生。善生即是善死，善死必先善生。孔子曰：‘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’。闻道即死，与生何益？可见孔子的谈生不谈死，是勉励人生前修道，以善其死。佛家也是教人即身修道，并非重死不重生。第三是误认儒家重视父子相承。如‘父作之，子述之，君子创业垂统，为可继也’，因此遂认为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出家扰弃父子的关系，灭绝人伦。此为佛教最受人诟病的一点。但血统的传承，是宗法社会的旧观念。所谓创业垂统，系指德业和道统而言。德业和道统的传承，并不限于有血统关系的父子；前后的传承人，也可称为父子。所谓一日为师，终身父事；便是重视传承的关系。孔子的述而不作，其所述的是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，而非其父叔梁纥，因叔梁纥并无可述的德业。且尧舜的儿子都不肖，没有舜禹，既不能垂统，也无人能述；尧舜的创业，不但落空了吗？可见有血统关系的父子，在德业和道统的传承上并非重要。除此以外，还有一个重要因素，是儒家的独尊思想。自汉武帝表彰六经，罢黜百家以后，儒家定为一尊。于是对于儒家以外的思想，都视为异端。尽管宋明学者承袭佛家的思想，还是挂上儒家的招牌，便是独尊思想作祟。总之先儒的思想，因受了文字工具和秦始皇焚书的影响，都是语焉不详。尤其是格物致知工夫失传，后人不免断章取义，发生误解。佛学传入中国时，文字工具完备。一切经论，都是详细记载，正可与儒家的理论，互相发挥，相得益彰，现在我们不谈复兴中华文化则已，要复兴中华文化，二者不可偏发。